魏民声
本周四，多位美国专家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习近平领导下的国家安全优先于发展，尽管中国政府正在为潜在的外部冲突做准备，但中国仍面临内部挑战。
近年来，中国当局正动用除战争以外的所有国家性手段来实现其扩大国际影响力的目标，企图挑战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中国正做好应对极端情况的准备，包括逐渐从以发展为领导的前提转变为以国家安全为核心事项的运作模式。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本周四（6月13日）针对中国为潜在冲突加强的准备工作举办听证。多位专家表示，中国正在为武力攻打台海而与美国开战持续准备，但在粮食、能源和金融等方面所面临的安全威胁亦在加剧。
该委员会委员克里夫·西姆斯（Cliff Sims）开场直言，中共为“最坏和极端情况”所做的战略准备已经渗透到国家的各个层面。他透露，一些美国情报人员预测，中国军队可能最早在明年就能做好战争准备。
他说：“这种增强的动员能力对中国破坏和平并对台湾进行军事入侵的最紧迫威胁具有影响。”
委员卡特·古德温（Carte Goodwin）则强调，为应对潜在的冲突加强经济支援能力，中国当局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储备粮食和能源。
但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马诺吉·科瓦拉马尼（Manoj Kewalramani）则分析认为，潜在的外部冲突加上恶化的内部挑战，使中国当局从2017年到2022年对其安全环境的战略评估发生了重大转变。
他说：“这种重新评估来自内部挑战的增加，包括（社会）对党合法性和其经济政策的质疑，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以及如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加剧。”
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ICS）中国问题专家卡佳·德林豪森（Katja Drinhausen）强调，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国家安全观发生了重大转变，目前安全优先于发展，这与其前任的政策截然不同。
“习近平试图在安全和发展之间取得平衡，但核心是安全第一。”她说：“我们看到的正在发生的事情反映了一项战略努力，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
德林豪森指出，最为显著的副作用是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和公众对中国的信心持续受挫。
过去十年，中国的国家安全机构不断发展，特别是法律改革、机构变革和公众动员。芬兰图尔库大学（University of Turku）东亚研究中心教授劳里·帕尔特马（Lauri Paltemaa）在听证会上表示，新冠疫情期间的清零政策为中国当局实践大规模社会动员提供了机会，中国的目标是建立准军事结构的集中应急管理系统。
而就中国为潜在的台海冲突所做的准备而言，科瓦拉马尼表示：“从叙事和宣传角度来看，我们首先会看到的事情之一就是，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对台湾人群的妖魔化。……人们很可能会意识到平民生命将遭受巨大损失。”
德林豪森补充说，除了官方宣传口径，中国开展的基层国家安全运动、培训和测验，均旨在让中国人民为艰难时期做好准备。
帕尔特马则强调应加强监测地方层面的应急管理准备工作，尤其是在福建和广东等紧邻台湾的地区。“如果这种应急管理言论开始更多地讨论外部威胁或敌人，这将是一个关键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