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民声
澳大利亚内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过去五年中，总共有3555名中国留学生向澳大利亚政府申请政治庇护，这一数字远高于其他任何国家的留学生，并且这一数字仍在持续增加。这一现象在澳大利亚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庇护申请者的故事：逃离中国的个人与家庭困境
“作为一个从中国逃离的个体，我切身体会过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种种不公，随着共产党政权对国家的控制逐渐捉襟见肘，受到民主价值影响的中国人对自由生活的渴望不断加强，中国留学生在澳大利亚有机会接触和感受到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的区别，自然会希望能够通过不同的途径找到自己的未来，”来自中国中部省份的王约拿同学对美国之音说，他于2022年申请了澳大利亚的庇护签证。
作为一个穆斯林，王约拿认为在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宗教实践是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状态的。
“我在中国过往的20年中没有机会以穆斯林的身份公开表达过自己的观点，没有机会公开地实践自己的宗教，没有机会去了解自己的宗教。自己所处的信仰群体里的每个人都处在一种高度压迫下的紧张感之中，”他说。
“但在澳大利亚则与之截然不同，自由的表达和信息渠道的多元化给每一个个体提供了构建自己宗教视野和表达观点的机会，这种自由的氛围使得整个社区充满活力，” 王约拿显得感概万千，“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的穆斯林社区–老龄化、分散化、愚昧化，并且中国政府还在外部施加影响加剧这种趋势。”
他认为作为一个穆斯林回如果再回到中国，那将意味着将自身置于丧失信仰和良知的土壤，且随时面临着各种危险。
另一位在澳大利亚悉尼申请了庇护签证的詹姆斯·宋告诉美国之音，很多申请政治庇护的人往往是出于经济原因。
“中国大环境不好，很多中国留学生都想留下来，国内每年近1000万大学毕业生，据说找到工作的只有20%到30%，留在澳大利亚当然是个好出路。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很多家庭受到了政府的迫害，我父母当时把我从上海送出来，让我一輩子都不要再回來，”他说，“我父母担心如果中国经济进一步恶化，他们会陷入贫困，他们在自己的国家看不到自己和我的未来。”
在与澳大利亚相邻新西兰，中国留学生申请政治庇护的人数也在逐年增加，有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公民在新西兰申请政治庇护的人数增加了3倍。
近期来自中国新疆伊犁的苏莱曼一家在新西兰准备申请政治庇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他说：“我如果返回中国的话，我担心直接会被中国共产党逮捕，会被强迫劳动，甚至被消失。因为自从2017年开始我身边的好多亲戚好友开始被抓进集中营。这些熟人都是我们同一个村庄的亲朋好友，还有其他村庄的亲朋好友被抓的很多很多。”
他表示，在新疆的少数民族都是因为信仰伊斯兰教而被抓捕。苏莱曼一家人从新疆先逃到中国内地，最后从沿海城市离开了中国。前后经历了将近五年时间。
人权状况与言论自由：推动中国留学生申请庇护的因素
澳大利亚前移民部副部长阿布·里兹维(Abul Rizvi)告诉美国之音，现在申请政治庇护的人越来越多，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当局打击跳签(visa hopping)行为和阿尔巴尼斯政府为减少净海外移民而设定了外国学生上限。
“政府对学生签证的限制，缩小了中国留学生的选择范围。如果他们想留在澳大利亚，但又没有任何特殊技能，他们只能申请庇护或回国，”里兹维说。
他指出，之前绝大多数持有学生签证从中国来的人都是想出人头地的中产阶层，那时需要申请庇护的人数不多。而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一些中国留学生可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感到担忧，尤其是涉及到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问题，”他指出，“对于那些认为自己可能因某些原因受到人权侵害或迫害的学生，庇护申请是他们寻求安全保护的一个选项。”
澳大利亚难民协会(Australian Refugee Association)首席执行官黛布·斯特林格(Deb Stringer)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澳大利亚申请庇护签证的中国人有不同情况。比如对言论自由压制的恐惧、人权状况的担忧、公共卫生状况和政策的担忧以及社会政策变化和紧张的国际关系诱发的许多不确定性的焦虑等。
“中国的言论自由受到严格限制，政府对公众言论、社交媒体和新闻报道都进行高度控制。一些人担心自己在国外发表的观点或在国外参与的活动会被中国政府视为异议，回国后可能会面临审查、拘留或其他形式的惩罚，”斯特林格说。
她表示，中国政府对其人民的政治压迫、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导致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这种局势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她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和相关机构提供更多资源和支持，以有效处理不断增加的庇护申请。她说：“对这些申请庇护的留学生提供支持和服务是很有必要的。包括法律援助、心理支持以及生活帮助，以帮助他们在澳大利亚顺利度过庇护申请过程中的挑战。”同时她建议审视和改进现有的庇护政策和程序，以确保真正需要庇护学生的申请能够获得公正和及时的处理。
移民律师谈中国学生庇护申请：人道主义问题与安全风险
有多年从事庇护申请案件处理的移民律师努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些中国学生申请庇护的动机可能是为了留在澳大利亚工作。由于澳大利亚面临劳动力短缺，庇护申请可能被视为一种获得长期居留和工作的途径。
然而他也同时对中国政府可能借此对澳大利亚施加影响表达了担忧。
“中国政府可能利用这种庇护申请的途径，将更多的中国公民送到澳大利亚，通过这些人来影响澳大利亚。这种现象可能与中国政府的间谍活动有关，即利用这些申请人作为间谍或代理人来服务于中国国家利益，”他说。
他提到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后，澳大利亚接纳了大量中国学生，为他们提供庇护。而这些学生中却有许多人仍为中国政府工作，充当其海外代理人。他说：“中国驻澳大使馆前官员陈永林公开表示，在2007年至少有1000名中国间谍专门监视澳大利亚境内维吾尔人和藏人。现在的人数恐怕超出人们的想象。”
移民律师努尔还将中国与印度的移民情况进行了比较，认为印度移民通常没有为印度政府服务的意图，只是为了个人利益而迁移。而很多中国移民的情况却复杂得多，甚至可能更忠于中国政府，这从当地侨社跟中国领事馆过从甚密可以看出端倪。
专家指出，随着申请数量的不断增加，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和庇护审查机制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挑战。未来，如何平衡国际人道主义责任与国内安全需求，将是澳大利亚政府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
来自悉尼的移民律师贾比尔·哈里德同意努尔律师的观点。他也说：“在澳大利亚境内的普通中国人对政治局势不稳定感到担心，加上考虑到社会压力和个人安全等因素可能导致申请庇护人数激增。”但是他同时指出，过去三十年间大批中国人移民到富裕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地，其中一些人本来就服务于中国政府，或者本身就是中国达官显贵的亲戚朋友，他们移民后渗透这些国家并不奇怪。比如有报道说，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姐姐和弟弟就都分别移民到了澳大利亚或加拿大，其他高官的亲属移居海外的也不胜枚举。五年前，习近平的表弟齐明卷入澳大利亚犯罪调查，震惊了澳大利亚政坛，也引发了人们对国家安全的担忧。
“通过我和一些中国人的接触，发现他们仍然对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非常忠诚，我担心这些人可能成为中国政府建立渗透机制的主要枢纽，”哈里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