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观(转载)

早年网络环境尚且比较宽松,《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观》这篇博文就是2008年一篇笔记,大家可以关注当时评论区,你会发现13年前的国人绝大多数还是赞同普世价值的。但是13年后的今天恐怕情况就相反了,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人们思想上的转变,这里面有两个因素值得深思:

是进一步禁锢媒体,加大洗脑力度的政策凑效了? 还是人们发自内心的抛弃了普世价值,心甘情愿地拥护独裁? 昨天在逛阮老师的博客的时候,一个评论写到:

Lok 说:

2008年您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笔记: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观》,其中一个观点是民主更胜任救灾。最近发生的连串大事,包括疫情、得克萨斯州冰天雪地下的大停电、Black Lives Matter、国会山被暴徒冲击…您还坚持2008年的观点吗?还是需要怎样修正?纯好奇。我没有预设立场,请赐回复。

阮老师并未对此进行回复,在我看来,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然后推导出这个锅要民主来背,这个结论本身就有问题。抗疫是一个很专业的技术性话题,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在看待这个问题上的差异,欧洲人天性自由,不喜欢被拘束,出门不喜欢被强迫戴口罩,被强行禁足等等才是问题的关键。自美国疫情爆发以来,美国老百姓自己都没有出现针对政府抗疫不力的声音,你去帮他们操这个心?反观东亚民主国家,因为东亚人天性守规矩,个人主义思想并没有欧美人那么强,所以在抗疫这件事情上做得都还行。

再者,一种制度的好坏,不能因为一两个孤例就对它进行全盘否定,我们认为民主政体好,独裁政体不好,是基于历史和人文的角度去考量的。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之所以称之为“文明”,就是越来越倾向对个体的关怀、注重强调维护个体的尊严,提倡宽容的世俗文化,反对暴力与歧视等等。独裁与民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条路径,独裁也并非一无是处,在开展一些大规模活动的时候,它确实有优势。隋炀帝杨广一声令下开凿京杭大运河,多少人力物力就投进去了,前后仅用了七年时间就修建完成。修筑大运河,我们姑且认为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壮举,给它点个赞不为过。可你知道杨广暴政下死了多少人吗?隋朝鼎盛时期人口约4600万人,而到了隋灭唐初武德元年,人口锐减到约900万人左右。整整损失了3000万人,这3000万都是因为杨广的残忍,为了满足他的好大喜功,为了满足他的一切欲望而无辜惨死的。相较之下,你还会认为这种可以 “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制度是可行的吗?不要忘了文革死了多少人,那也是千万级的,惨烈程度一点不逊于1300年前隋炀帝暴政。同样的地方,一个发生在1300年前,一个发生在仅仅50年前,今天是2021年,历史竟然又有了往复循环的苗头,似乎我们又忘记曾经的伤痛,这个民族在这件事情上真的是忘性太大。诚然,独裁政体对于 “办大事” 这个命题而言,确实拥有天然优势,但与此同时付出的代价是建立在践踏人性尊严之上的,如果有一种声音且只有一种声音,无限放大前者而完全无视后者,久而久之,人们真的就会觉得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或者即使明白自己的尊严受到了践踏,但是他们心甘情愿地让渡出了这一部分尊严。是的,任何荒谬离谱的理论说上一千遍就是真理,我们就只差扯下遮羞布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了。

好了,我的闲话就扯到这儿,下面就是2008年阮一峰老师发的这篇博文。


笔记: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观 作者: 阮一峰

日期: 2008年7月24日

下面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教授的论文《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观》的笔记。

bg2008072401

原文的题目是”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译成中文为”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观”,我觉得语气变弱了。什么叫”Universal Value”?value指的是有用的东西,universal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整个宇宙中都通用的”,连在一起就是说,民主制度是宇宙中到处适用的。

说实话,这种话不像科学论文的命题,更像革命口号。但是,阿玛蒂亚·森教授雄辩地赋予了它科学的内涵,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民主制度确实优于人类历史上的其他政治制度。他对抗拒民主的几种主要借口,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指出它们的荒谬之处。最终得出结论:民主是普遍适用的,不存在地域性,可以拿来即用。

全文娓娓道来,一气呵成,语气温和却又不乏坚定,读来令人备受启迪,不亏为大师手笔。三年前,我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顿时感到醍醐灌顶,许多困扰已久的问题都得到了解答,从此坚定地相信,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民主化,只有这条路才能解决中国复杂的社会危机和社会矛盾,其他路都是死路。

现在,我把这篇文章的笔记整理出来,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看清这一点。笔记采用点评的形式,一共分为10段,每一段的开头都是一个常见的观点,然后是对这个观点的评论,其中不完全是教授的原话,有不少是我个人的理解。

这个blog上,经常有人批评我的政治观点。下面的内容,也是我对这些批评的一个总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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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民主制度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盲目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只会使国家一盘散沙、全面内乱。

[评论]

上面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现实中,民主制度在穷国也能很好地运作。

以印度为例。1947年,印度独立的时候,英国人非常怀疑印度人管理国家的能力。当时的印度非常贫穷,而且非常混乱,新政府缺乏经验,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政治前景不明朗,种族暴力和社会动乱普遍存在。加之,印度是一个多语言、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社会阶层众多,历史上又存在种姓制度,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之间经常发生暴力冲突,所以就连印度人自己对国家的前途都没有信心。

但是,印度政府坚持走民主道路,以和平手段解决困难问题,政治分歧主要通过法律来解决,按照选举和国会规则来组织政府。结果,印度这个贫穷动荡的大国,作为一个民主的政治单位而生存下来,并运作得相当好。如果不是民主制度,这个国家是无法结为一体的。

因此,如果民主制度在1947年的印度行得通,它也一定能在其他任何国家行得通。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二战后同一时期成立的南斯拉夫,也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但是它没有选择民主道路,而是按照苏联的专制模式,成为了一个专制主义国家。结果在上个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爆发了长达三年的内战,塞族、克族和穆斯林三股人马互相残杀,如今已经分裂为了6个国家。(苏联的解体也是一个同样的例子。)

  1. 专制主义制度比民主制度更有利于集中精力办大事,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评论]

这种观点最著名的支持者就是李光耀。类似的说法还有:民主制度并不是一国取得高速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要取得长期经济繁荣,国家就必须保持稳定,政府也必须能有效地推动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它的核心含义就是,专制制度比民主制度更有利于经济高速发展。

确实,南朝鲜、新加坡和中国等威权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印度、牙买加、哥斯达黎加等非威权的国家。但是,这只是一些零星证据和有限样本,不是普遍性的统计研究。我们不能把新加坡或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作为威权国家更能促进经济发展的”确凿证据”。同样,我们也不能根据非洲的民主绿洲博茨瓦纳,在数十年内其经济增长率居非洲第一、在全世界也名列前茅,而得出”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相反结论。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系统性经验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事实上,没有可信的普遍性证据可以证明,威权统治和压迫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确实有助于经济发展。相反的,大量的统计资料不支持政治权利与经济发展相冲突的观点。有一些统计学研究提出,两者存在一种微弱的负向相关关系,另外一些研究却提出存在强烈的正向相关关系。综合考虑所有的比较研究之后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与民主之间很可能不存在任何方向的明确关系。虽然民主与政治自由本身极为重要,但它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并没有获得解决。

导致东亚国家经济成功的经济政策,学术界已有广泛的共识,这些政策包括开放竞争,利用国际市场,鼓励投资和出口的公共政策,高水平的文化教育,成功的土地改革,以及扩大参与经济发展过程的其他社会机会等等。没有理由假设,这些政策与民主相冲突,因而必须用南韩、新加坡和中国的威权主义手段来强力压制民主。相反,压倒性的证据证明,快速发展经济需要一种友好的经济环境,而不是一种严厉的政治制度。

  1. 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面前,社会主义制度有其优越性,可以充分动员社会各种资源投入救灾。

[评论]

这种说法完全与事实相反。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多灾多难。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饥荒。在人类历史上,凡是具有新闻自由、且政治相对独立的任何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真正的饥荒。对於这个规律,我们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出例外。

相反的,大饥荒都发生在非民主国家:无论是在最近发生饥荒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独裁国家,还是三十年代发生饥荒的苏联,或者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大跃进失败后发生大饥荒的中国,或者在外国人统治时期发生饥荒的爱尔兰和印度。

尽管在许多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印度好得多,但中国仍然发生过饥荒,而且确实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中国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的饥荒饿死近三千万人,而在整整三年内,中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一直得不到纠正,其原因就在於中国没有议会中的反对党,没有新闻出版自由,没有多党制选举。由於没有人敢批评中国政府,即使每年饿死数百万人,其错误政策依然能够持续下去。现在北韩和苏丹的饥荒也属於类似情况。

饥荒似乎往往与自然灾害有关系。评论家经常简单地用自然灾害来解释发生饥荒的原因,如中国在大跃进期间发生水灾,埃塞俄比亚发生乾旱,或者北韩因天灾而农作物歉收。然而,其他许多民主国家也发生过类似的甚至更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由於政府采取负责的干预措施,减轻了民众的饥饿,妥善地解决了饥荒问题。由於饥荒的主要受害者是穷人,政府可以通过雇佣计划等政策来提高穷人的收入,使饥荒受害者得到食物,从而防止民众的死亡。甚至在一些发生严重旱灾、水灾等天灾的最贫穷民主国家,如一九七三年的印度,八十年代初期的津巴布韦或博茨瓦纳,民众也能够吃饱肚子,而没有出现饥荒。

只要政府认真努力,饥荒并不难预防。而一个民主政府在面对选举、反对党和独立报纸的情况下,只能这样作。印度在独立之前被英国统治的时代,发生过多次饥荒。印度最後一次饥荒是在一九四三年,即独立之前四年,但在印度出现多党制和新闻自由之後,饥荒就消失了。

饥荒问题仅仅是民主可以解决的例子之一。如果没有民主制度,不仅可能会加重自然灾害,甚至还可能会引发人祸。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煤矿的矿难,每年全世界死于各种事故的煤矿工人绝大部分都在中国,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无法保证煤矿的安全生产,这与没有民主制度和新闻自由是有关的。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底层劳工的安全。

民主的最大作用之一,就是可以防止经济与社会灾难。在正常情况下,人们也许不会怀念民主的这种工具作用。但是如果因为某种原因,经济情况恶化,民主制度所具有的政治平衡机制,就会发挥巨大的实际作用,减少国家陷入灾难的危险性。

在非民主国家,经济情况良好时,人民可能并不想念民主。一旦经济发生衰退,如果其负担没有被广泛分担的话,就会集中在承受力最小的一部分失业者或者被解雇者身上,经济衰退就会严重破坏民众生活,使数百万人陷於悲惨境地。更糟糕的是,受害者没有地方发出他们的声音。人们在最需要民主的保护功能时,才会最强烈地怀念它。

  1. 所谓民主,就是全民普选,多党轮流执政。

[评论]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们绝不能把民主等同于多数人统治,更不能将民主简单地等同于普选。

民主的内容很复杂,它的确包括投票和尊重选举结果,但它还包括保护个人自由,尊重独立的司法,保障言论自由,和发表新闻和公正评论时不受政府的检查等等许多内容。如果不同派别没有获得充分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选民没有获得新闻和思考不同观点的自由,那么选举也会变成一场大骗局。民主是一套系统,而不仅是在孤立情况下所选择的某种机械性的方法(如少数服从多数)。

  1. 民主根本没有用。人民不在乎谁当国王,他们只在乎谁能给他们安定幸福的生活。

[评论]

民主的作用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1)首先,政治自由是人类普遍自由的一部分。拥有并且实行公民权利与社会权利,是个人幸福生活的关键组成部分。政治参与与社会参与对于人类的幸福生活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人民不能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是一种非常悲惨的处境。

2)其次,正如前面驳斥民主与经济发展相冲突的观点时所指出的,在促使政府倾听人民发出的各种声音方面,民主具有一种重要的工具价值。

3)再次,实行民主可以为公民提供一个相互学习的机会,并有助於整个社会形成价值观和找到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人民要真正行使其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就必须进行讨论和意见交换。保障人民公开讨论、辩论、批评和坚持异议有关的权利,乃是制订出资讯充分的、深思熟虑的政策这一过程的核心。这种过程对於形成社会的价值观与发现重要问题也极为重要。一般来说,没有公开的讨论,不进行公开地交换意见和争论,我们就不能发现需要优先处理的社会问题。

  1. 穷国和富国的国情不同,在发展中国家,穷人关心的是面包,而不是民主,因此民主不是普遍价值。

[评论]

这种流行说法存在两个方面的错误。

首先,如上所述,民主的保护作用对于穷人特别重要。穷人尤其需要在政治上发出自己声音。民主并不是一种要达到普遍富裕後才需要的奢侈品。

其次,没有证据证明,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穷人会拒绝民主。事实上,倒是有相反的证据表明,穷国的选民对于基本自由与权利的重视程度,超过对于经济困境的重视。考察印度、南韩、泰国、孟加拉、巴基斯坦、缅甸、印尼等亚洲国家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之后,我们可以得到相同结论。同样,尽管非洲国家普遍否定政治自由,一旦条件允许,那里就出现反对这种压迫的运动与抗议。

  1. 中国的GDP三十年中保持平均10%的高速增长,证明了这样的经济发展路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印度的经济大大落后于中国,这证明了中国走集权道路的必要性。

[评论]

正如前面所说,没有证据表明,经济增长的快慢与民主制度存在关系。中国的经济增长快于印度,很可能是政治制度以外的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一个有力的反驳是,你怎么知道,如果中国实行了民主制度,经济增长就会慢下来呢?

此外,比较经济发展的优劣,不能单纯地比较GDP。经济增长的很多社会成本,并没有反映在GDP中。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以及极其严重的环境污染,使社会矛盾激化,人民不堪重负。如果将这些隐性成本算进GDP,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大打折扣。此外,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印两国都还处在发展中的阶段,只是目前中国处于领先而已,至于谁先到终点,现在还很难说。

  1. 在世界现代史中,找不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民主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民主不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只能使它们沦为西方大国的附庸。

[评论]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困境,并不是民主制度的错,而是因为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高价倾销工业品,压低初级产品的价格。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高度单一化,出现了”香蕉国”、”咖啡国”这样单一产业的国家,最终导致该国经济高度依附于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不是要废除民主,而是要争取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1. 必须始终把发展经济摆在最重要的地位,先经济后民主。

[评论]

这个观点不仅错误,而且非常邪恶。

首先,民主制度和经济发展并不是对立的,不存在民主制度抑制经济发展的情况,有人故意将两者对立起来。

其次,民生和民权重于经济增长。民怨沸腾、只有少数人得利的经济增长有何意义?

最后,难道经济增长就是一切吗?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与经济增长相比,孰轻孰重?Is money everything?

  1. 总结

民主制度是一种政治制度,说到底,同经济发展是没有关系的。有民主,经济会发展;没有民主,经济也会发展。

民主制度真正保证的是社会公平,使社会各个阶层的声音都能发出来,使政治决策必须均衡所有人的利益。因为民主制度是一人一票,通常来说,社会最底层的穷人人数最多,所以民主制度尤其对穷人有利。可以这样说,有民主,就有社会公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公平。

现在,有一些人和利益集团,为了阻扰民主的实现,编造各种借口,蛊惑人心,向民主制度泼脏水,似乎一搞民主,就会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但是,事实是,他们这样说,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只要民主不实现,他们的特权利益就能够得以保存,他们就能够继续操纵制度,为自己谋利,真正付出代价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要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要保证民生和民权,就只有通过民主制度,再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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