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民声
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来访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蒙问毛的继承人是谁。毛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毛稍停了一下，指了指陪同在侧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说：“也说不定是他。”
毛谈到王任重时，虽然是话赶话，随口一说而已，但这也表明：当时，毛是很赏识王任重的。但是，毛泽东赏识的王任重却在文革爆发仅半年就被打倒，并被关进秦城监狱七年。
今天，我就根据穆欣的文章《中央文革小组实录》等资料，跟大家探讨一下王任重文革中被打倒的原因。
王任重曾是毛最信任的地方大员
1953年2月16日深夜，毛首次南巡，认识了年仅36岁、时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从此，开始了毛与王任重持续13年的密切交往。
王任重后来回忆说：“毛主席从1953年初第一次到武汉，直到‘文化大革命’我被打倒为止，他到武汉不下数十次，有时一住就是一两个月……他每次来武汉多半是由负责警卫工作的叶子龙（后来换了汪东兴）直接给我打电话，只准我个人和公安部门的人到机场或车站去迎接他，走的时候，临时通知我到他的住所见个面。”
1956年5月30日至1966年7月16日，毛20次游长江，王任重陪游19次。正因为毛的赏识和信任，1954年6月，37岁的王任重被任命为湖北省委第一书记。1960年中共中央中南局成立时，王任重兼任中南局第二书记；1966年兼任中南局第一书记。
1966年5月，毛发动文革，最初主要依靠他亲自组建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是长期担任毛的政治秘书的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是毛的妻子江青，第二副组长就是王任重。
中央文革小组原本全国六个大局各有一个代表，但实际在列的只有两个大局的代表：一个是中南局的王任重，一个是华东局的张春桥。张春桥在四名副组长中排名第四。由此可见，王任重当时是毛最信任的地方大员之一。
文革爆发仅半年 被毛打倒了
但是，这个毛最信任的地方大员在文革爆发仅半年，被毛打倒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从当时揭批王任重的“罪行”看，主要有以下四条：
第一，王任重是刘、邓路线的执行者
毛发动文革要打倒的最重要的两大政敌是刘少奇、邓小平。刘是仅次于毛的中共第二号人物——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邓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毛认定刘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则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发动文革时，不在北京而在杭州。毛发动文革的第一个中央文件——《五一六通知》，是1966年5月16日，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实际上是一个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文件。但刘、邓两个人都被蒙在鼓里。
刘、邓以为毛搞文化大革命，是毛搞的又一次反右运动，主要是在知识分子中再打一批右派。对于毛发动文革的真实目的，连刘、邓这样最高层的中共领导都被蒙在鼓里，像王任重这样的地方大员，更是被蒙在鼓里。
当时，王任重虽然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他仍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无疑一直是紧跟毛的，但他当时对毛发动文革的理解，也与刘、邓相同，即这是又一次反右运动。
1966年6月4日至6月11日，湖北大学党委书记赵抱一根据省委指示，两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提出“三相信”（相信王任重，相信湖北省委，相信各级党委中95%以上干部是好的）、“三统一”（统一领导、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一集中”（集中力量、一致对外，即对准省、市委抛出的报上公开点名的黑帮分子）。
赵抱一提出的“三相信”“三统一”“一集中”，就是当时王任重指导湖北省文革的基本思路。
毛发动文革的真实意图，从权力斗争的角度讲，不仅要打倒刘、邓，而且要从上到下打倒刘、邓的代理人，从上到下夺权。毛发动文革利用的第一批群众，就是缺乏社会经验、热血沸腾、敢想敢说敢干的大中学生。按照刘、邓当时的思路，按照王任重当时的理解，对于响应毛的号召造反的大中学生，必然要有所限制。这是毛不能容忍的。
第二，王任重与江青等人矛盾激化
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毛的妻子江青是副组长，毛的亲信王任重也是副组长。毛在用这两个人的同时，也让他们相互制约。
1966年7月末，王任重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住进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二号楼。由于他当时还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来北京时，从武汉带来一套班子，设立了自己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同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没有联系，王任重的一切事情都由他的办公室办理。
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室、会议室都设在钓鱼台十六楼，江青等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在十六楼议事、开会，王任重只是在开中央文革小组会时才到十六楼。平时他的一切活动都在二号楼，因此，他的许多活动，江青等人并不都知情。毛一方面让江青传递他搞文革的真实意图，另一方面也让王任重做一些事，却不让江青知道。
王任重在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同时，还是北京市文革的顾问。根据毛的指示，清华、北大的文革，他都亲自过问。
刘、邓派的工作组撤离清华后，他用“北京新市委大学工委”联络员的名义，把他从湖北带来的秘书等派驻清华，后来又从解放军政治学院调来12名干部，共同组成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联络员。王任重就是通过这些联络员来掌控清华文革的。
对于北京大学的文革，王任重也亲自过问。北大造反派头头聂元梓回忆说：北大工作组走了，运动怎么搞？她也遇到许多新问题，该向谁请示呢？正好王任重找到她，说北大运动中一些大事情，需要聂元梓配合。北大校文革成立过程中的每一步，聂元梓都请示王任重。
王任重的这些做法，让江青等人很不满。江青多次向毛告状，说王任重另搞一套、架子大，与她对着干，干什么事情都不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商量等，双方矛盾越来越大。当时，王任重患有肝病，劳累加上心情郁闷，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天天发低烧，脸色灰暗，日益消瘦下去。
尽管如此，毛听了江青吹的枕边风之后，还是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判王任重。1966年10月，王任重离开北京，到广州养病。毛泽东发话，江青不断煽动，武汉的造反派更是有恃无恐。
1966年12月5日，由武汉二司、三司和外地赴汉的红卫兵共50多人，组成“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把王任重揪到武汉批斗。
第三，王任重被诬蔑为国民党CC系特务
毛文革时整人的一个“绝招”，就是把被打倒对象扣上“特务”的大帽子。
1968年，毛的妻子江青以“CC特务”的罪名把王任重关进秦城监狱。造反派内查外调，最后查出，王任重上中学的时候，曾参加过一个学生组织。这个学生组织是蓝衣社的外围组织，而蓝衣社是国民党CC系的特务组织。
这就是说，王任重曾经是国民党特务。后来，一位晚辈蔡沙弟曾当面问王任重：“王伯伯，你给我说个老实话，你究竟是不是CC特务啊？”
王任重激动地说：“不是！我从未参加过CC，更没当过CC特务！”“沙弟，你要相信你王伯伯。这都是江青给我造的谣，在秦城坐牢时，他们问过我无数次，逼我承认参加过CC特务组织。我坚决不承认，我让他们去查，我如参加过，可以枪毙我！”
第四，王任重反对毛
王任重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泽东。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高官，都会被扣上反毛的罪名。
一天，一个造反派偶然从王任重的儿子那里，看到王任重写的一首诗，内中称毛为“战友”“兄长”。造反派如获至宝：“哼，你王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称兄道弟！”顿时，武汉三镇的造反派炸锅了，立即以此向王任重兴师问罪。
原来，1959年6月，王任重陪毛泽东回韶山。毛写了一首诗《到韶山》。喜欢舞文弄墨的王任重也赋诗一首：“韶山风光依旧，人世几经沧桑。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
王任重被揪出后，这首诗成了他反毛的罪证。造反派认为，这首诗一方面把毛比作衣锦还乡的封建帝王，另一方面又以“何须”二字反对和讽刺毛的韶山之行。在反复批斗王任重的同时，造反派还写了一副对联：“壮志已成泡沫，高帽挂牌还乡”，送给王任重，为毛“报仇”。
文革结束后，中共将王任重文革中被打倒的责任都推到江青等人头上。江青曾讲，“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如果没有毛的同意，或者毛主动出面保王任重，江青敢打倒王任重吗？根本不可能。
从1953年结识毛到1966年被毛打倒，王任重忠心耿耿地追随毛、服务毛、紧跟毛，但还是跟不上。毛说翻脸就翻脸，其冷酷无情，令所有有良知的人心寒。毛何以至此？一切都是为了权力。顺我则昌，逆我则亡。谁挡他的路，或者谁被他认为挡了他的路，他就毫不留情地打倒谁。